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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更加有利于复议申请人通过行政复议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出发，应当进一步简化行政复议管辖的规则。
而进入到严肃的普遍性论证就必然会挤压法实证主义的空间，带来体系突破，兹举几个例子。德沃金认为哈特的承认规则是一种没有内容标准而是纯形式渊源的系谱标准，把法律当作了一种显白事实，莱昂斯认为哈特主张的系谱标准并非一定对内容进行排除，是一种充分性命题，即道德可以成为法律具有效力的一个条件。
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在合宪性审查中更类似中国太极图的阴阳流转，通过互相诠释、对话而达成某种视域融合。阿列克西站在超包容性非实证主义立场就指出，道德瑕疵也许不会完全损害一个规范的效力，但会对体系造成伤害。按照阿列克西的说法，法作为一种规范，其概念既是对它本质属性的揭示，也与具体语境和文化有关。第二，作为规范性陈述的社会事实。[128]V. H?sle, Morals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4， p.76. [129]同上注，第77页。
[90]还原为宪法文本的文义规定，例如围绕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建立，基本上以《宪法》第62、69条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实施监督职权的文义规定为基准。[55] 马默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猛烈批评，并发展出建构性惯习规则理论。规范宪法学者往往将人格尊严解释为一定程度越出文本意义范围与体系地位，能够统摄宪法文本的价值秩序基础。
[139]而对于国家来说，要求其按照正义准则来行动则是另一条可以普遍化的规则，这就是国家接受‘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作为普遍规则。[47]同前注[44]，德莱尔文，第347页。宪法社会学和解说性研究实际上也放弃了对这些变迁进行理想规范意义上的辩护，因此都是对可接受性原则的放弃，从而都落入法实证主义自身窠臼之中。[28]同时，在凯尔森法的静态概念上，作为以制裁为内容的强制秩序，其效力也依赖于规范是否被遵守的实效。
第二，《宪法》第25条人口条款、第49条婚姻条款的解释。第三，打断命题，法律由此成为一种排他性力量，它不是直接与某一个具体理由权衡而胜出成为人行动的理由，而是由于（1）和（2）成为排除其他一切理由的理由。
[72]更多时候法的存在与法的效力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分离命题特指：效力作为存在的对象，它本身不包含道德标准，法律体系可以不包含道德因素而具有效力。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等则更在意宪法作为根本法自身是否得到维护与遵守，效力作为实效性的目标。毕竟，法实证主义基本命题里是包含可接受性这样一种规范主张的，例如前文论证的包含性命题事实依赖命题等。[36]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4页。
，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1995年《预算法》规定出台后，条文中全国人大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力实际上被限缩为了中央预算。这种主张认为，社会事实与法的概念和内容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法律或者不能还原、化约为纯粹的社会事实，或者不必然在概念上是纯事实因素。这尤其体现在解说性研究中，表现在： 首先，他们承认法律，但不承认宪法的可错性（fallacy），也可以说不在意宪法的体系理想性。[119]被撤销法律完全无效与被撤销法律在个案中无效（across-the-board displacement与only piecemeal displacements）。
[89] 第二，在具体宪法判断上，道德判断也不是其是否生效的标准。②体系效力，单个规范不仅满足自身渊源标准，而且因为不违反上位法和宪法而具有的效力。
二、法实证主义在中国宪法学的展开：社会事实命题 （一）法实证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 尽管法实证主义内部差异纷呈，[13]但按照学术界通说，它有三个基本命题：社会事实命题（The Social Fact Thesis）、社会惯习命题（The Conventionality Thesis）和分离命题（The Separability Thesis）。[55]J. Coleman, The Practice of 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55. [56]马默的理论渊源来自塞尔和吉尔伯特的语言行为理论，他对协调性惯习提出了三点批评，这里不详细展开，同前注[17]， A. Marmor书，第169页以下。
[22]同前注[15]， Lorenz K?hler文，第35页。一方面，解说性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最大不同，在于它们对待宪法文本相对保守、稳健的学术品格，认为宪法的演进不是基于制宪权一次性决断或人民的频繁出场，而是依靠解释、修改、立法具体化等内在机制发生变迁。[122]同前注[51]， R. Alexy文。[66]同时，形式法治蕴含着惯习主义所主张的法安定性品格，法解释学和教义学都以文本为出发点，在条文的意义射程范围内运用文义、体系、目的、历史的解释方法，通过一种保守的力量实际上控制了宪法规范建构的盲目飞行，严格区分了法的解释与续造，这就是对安定性最好的维护。在政治宪法教义学看来，宪法的渊源归根结底是已经发生、沉淀的政治实践，无论是五四宪法序言对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斗争体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33]还是现行宪法序言对二十世纪中国四件最重大历史事件的概括，[34]其作用就是强调宪法从这些政治历史实践中获得全部的内容规定性。这些基本命题的实质在于秉持体系突破禁止的学术戒律。
[9]规范的一般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受到哲学上的实证主义三个基本特征的影响，尽管后者没有构成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直接理论渊源。[2]林来梵教授指出，新中国的宪法学传统首先建立在一种政治教义宪法学之上，并在最近十几年演化出三大不同的研究取向，由‘科学性分化出了‘宪法社会科学/宪法社会学。
德沃金认为哈特的承认规则是一种没有内容标准而是纯形式渊源的系谱标准，把法律当作了一种显白事实，莱昂斯认为哈特主张的系谱标准并非一定对内容进行排除，是一种充分性命题，即道德可以成为法律具有效力的一个条件。[137]义务论哲学建立起义务的定言命令模式，但主体运用理性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如此行动，如何实现一种判断的对称关系（symmetrical）是其难题，即我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如此做如何担保其他人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人也应该如此做？[138]赫斯勒认为有一条规则可以经受这个考验，即对待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在任何时候把他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并做了细致哲学推导：如果有人主张可以把每一个人当做工具，则实际上承认自己是可以沦为客体与工具的，那么这个判断者本身就失去了只有主体才能拥有的判断资格，从而这个判断也就无效。
以国家机构研究为例，什么是宪法建构国家机构的标准？解说性研究大体遵循三条还原论主张：还原为制宪者原意，例如彭真在现行宪法修改中强调的三原则。③道德性体系效力，以宪法为代表的体系由于符合体系本身所主张的道德原则而具有的效力。
[108][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7页。在我看来，体系突破禁止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宪法学对自身概念与效力去道德化理解，没有展现宪法在概念上的道德深度，没有扩展效力的道德维度。例如，《劳动教养办法》（试行）是否违反宪法，审查者需要综合当时立法背景、意图、效果等各种事实，并结合《立法法》出台前授权立法的范围、性质进行综合判断，不得不超出法体系。[92][德]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凯尔森认为，宪法规范没有普通规范的直接命令特征，它是通过宪法—（授权）立法者—（强制）公民结构中立法者协调人（intermediary）角色来发出命令。正如张翔教授指出，宪法教义学具有回溯过去的品格：法教义学使得我们在面对实践问题时，不必每次都从头开始在每个问题点上去、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参考过去对于类似问题形成的固定的解决路径，[64]这种学术思维在论者看来可以将价值内战技术化、程序化。
[8]（民法）法典化运动更促进了排斥政治、道德、伦理等思考的私法法学方法，最终启发了盖贝尔、拉班德建构纯粹法律概念体系的帝国公法学，并将涵摄作为概念适用的基本模式，[9]20世纪初，耶利内克在《一般国家学》里明确提出法规范与宗教、道德、习惯等社会规范是不同的，它依靠自身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式权威和行为来调整人的外部行动，并开始对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提出批评。[51] 第二，他们都主张宪法的社会实效性，尽管原因不同。
[59]Matthew Adler Kenneth Einar Himma eds.， The Rule of Recognition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0]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从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7页。例如，法既不是某种超越人的自然秩序或先验价值，也不是神的意志之体现。
理想有效性需要借助现实材料，例如实证法而被具体化。宪法是一种规范，规范是一种当为，也即人应该如何行动的规定性。[19]排他性法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拉兹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实证主义是指什么是法与什么不是法，就是一个社会事实的问题。[38]同前注[27]， Kelsen书，第72页。
然而，厘定可接受性的标准即便可以指涉到宪法本身，例如以人权条款判断基本权利条款修改的可接受性，以民主集中制判断国家机构条款修改的可接受性，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这些原则本身，从而引发可能突破体系的情况。[127] 瓦尔乔的总结非常具有启发性：第一，法的存在不等于法的效力全部，它可能因为违反上位法而失去体系有效性及其他效力，因此法是一种可错性的概念，这正是合宪性审查的法哲学基础。
王旭：《作为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65页。[69]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但如果我们不进行此种普遍论证，则体系内规范矛盾就无法消除。这种观点的典型是拉兹的社会渊源论，主张法作为一种排他性的行动理由，是一种宣称具有正当性的社会实践权威，它只能来自于社会自身确定的一些来源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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